1985年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充满了纷争和喧嚣，这是个众说纷纭、宏论迭出的年代。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丰富多彩并急剧嬗变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的出现，它为批评提供了可供无限言说的文本；另一方面得益于西方文化、文学批评理论如潮般地涌入，它在有形无形中为各种各样的批评提供了理论上的后盾。在纷争和喧嚣中，当代批评确实为自己开垦出了一片难得自由的土地，并热情地在上面撒下了形形色色的种子，但这也使这片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荒原，很少有适应我们独特黄土地的真正成气候的绿地。但是，我们注意到，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日渐注意到这种反常的、浮躁的、失范的批评现象，并在学术实践中开始对之进行理性反思，业已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
王一川先生的新著《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就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从自己全新的视域创造性地互为阐释1985年以来的文学新潮和文化发展，将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升到理性反思的理论高度。
王一川切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批评的视域是新颖而独特的。中国像什么？或者说，想象中的中国怎样？这正是令人既兴奋又焦虑的中国形象问题。它确实是处在现代性中国中的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追问并应回答的问题。世纪初的梁启超和蔡元培有他们眼中理想之“新中国”。“五四”文学革命领袖胡适眼里的中国是沉睡不醒的“睡美人”，她亟待英武的西方武士以神奇的一吻去唤醒，胡适的理想乃是美人英雄式的中西联姻使病染沉疴的中国起死回生。而在文学革命主将鲁迅的笔下，“铁屋子”成了病态中国的隐喻。诗人郭沫若则浪漫地把中国想象为一位“年轻女郎”，并以“凤凰涅”的神话召唤中国的再生。而在诗人闻一多的笔下，中国则又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形象浪潮确实是波涛汹涌的，这正是王一川切入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全新视域，它立意考察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并赋予这个问题以深厚的历史感，将它和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形象浪潮传统接续起来考察。同时，他也深刻地体认到，中国形象具有审美与文化的双重意味，它虽然直接地表现为审美问题，但其中紧紧地交织着政治、哲学、历史、教育、社会等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这样，中国形象实则就成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文化问题的文学－审美解决方式。所以，中国形象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正好处在文化和审美的交汇处的问题，这样，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所采用的文学阐释和文化阐释的并重或者毋宁说是交融的方式就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科学和富有创造性的。
所以，王一川所谓的中国形象诗学是理论批评化或者说是理论和批评融汇的实践性领域，它的任务是从文化与审美的融汇角度考察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书中，作者集中考察了以奇异或新奇性为共同特征的8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新潮中的中国形象。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他抽出了中国形象的一些内在要素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这些要素主要有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和市民形象，而这些要素又各自与一个文化层面问题相对应，具体说来，语言形象集中涉及文化的结构层面问题，表征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典型符号层面问题，神话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信仰层面问题，家族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社会层面问题，市民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大众层面问题。通观全书，王一川始终坚持文学和文化的这种创造性互释。可以说，在他的视界里，文学（可扩大为所有的艺术）和文化具在一种内在的互存性。
当然，当王一川从中国形象角度去考察1985年以来的文学新潮时，他还非常注意具体的文学文本分析。他融汇贯通地运用了一些西方批评理论，以之来阐释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问题，因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从中国形象反映出来的持续整个20世纪并在1985年以来的文学新潮中得到发展的特殊问题。这种对待西方话语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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